1930年代，经过报界精英史量才等人的卓绝努力，有着较长历史的《申报》在上海甚至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。1932年12月，史量才启用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黎烈文主编副刊《自由谈》，这位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大胆革新《自由谈》整体面貌，力除前任主编周瘦鹃倡导的鸳鸯蝴蝶派风格，积极推介文坛的各派文艺家
学界对“施鲁之争”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和叙述，这里不再赘述双方论争缘由与过程。重翻1933年11～12月的《申报・自由谈》，可以明显感受到施蛰存面临的巨大压力。与鲁迅就“《庄子》与《文选》”有过两个回合的较量后，1933年10月20日，施蛰存在《自由谈》上发文休战，他说：“我曾经在《自由谈》的壁上，看过几次文字争，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，而离本题愈远，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。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，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”（施蛰存：《致黎烈文先生书――兼示丰之余先生》，1933年10月20日《申报・自由谈》）。
事情却并非施蛰存所能预料，至10月27日，《申报・自由谈》陆续刊载了高植、曹聚仁、致立、陈子展、周木斋、陶徒然、梁园东、丰之余（鲁迅）等人的批评文字，对施蛰存形成包围之势。10月29日、30日、31日，11月1日，施蛰存以《突围》为题，发表了四篇回应文章。与施蛰存的单枪匹马相对的是，这一阶段的《自由谈》上，发表了大量支持“丰之余”的文章，却没有一篇声援施蛰存的文章。施蛰存以“突围”为文章标题，倒很形象。姑且不去论《庄子》与《文选》是否能丰富青年的字汇，即便是施蛰存荐书完全错误，按照施蛰存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（《现代》杂志的编辑、著名小说家）来看，理应有人在《自由谈》上替施蛰存鸣不平。但曹聚仁、陈子展等人站在笔名“丰之余”一方批评“实名”的施蛰存，是颇有意味的。
1933年1月30日，黎烈文在《申报・自由谈》上发表启事说，“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”。“何家干”即鲁迅。鲁迅在《申报・自由谈》上发表了百余篇文章，其笔名不断更换，诸如何家干、干、游光、桃椎、孺牛、丰之余、苇索、旅隼、尤刚、元艮、罗怃、虞明、公汗、栾廷石、宓子章、越客、邓当世、张承禄、焉于、莫朕、史?、倪朔尔、赵令仪、黄凯音、康伯度等。那么，施蛰存和曹聚仁等人是否知道“丰之余”就是鲁迅呢？现在有各种推论，当事人施蛰存对此在很多场合中的说法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。事实上，在未与施蛰存论战之前的几个月内，鲁迅就曾以“丰之余”的笔名在《申报・自由谈》发表了《推》《二丑艺术》《“推”的余谈》《踢》《四库全书珍本》《吃教》《喝茶》等文章，时间集中于1933年6月至10月，而“施鲁之争”在《申报・自由谈》的论战文字也集中在1933年10月和11月。其中，《“推”的余谈》是鲁迅因见了《自由谈》上署名达伍的《第三种人的“推”》后发表的议论；《吃教》是鲁迅因见了《自由谈》上署名达一（陈子展）的《文统之梦》后发表的议论。如此看来，在不大的上海文坛，以鲁迅杂文的独特风格，明眼人大概可以推测出“丰之余”应是鲁迅。因此，以鲁迅在当时文坛的声望和影响，陈子展、曹聚仁等人站在“丰之余”一方，对施蛰存形成“围剿”之势就不难理解了。施蛰存1979年致信香港《书谱》编辑吴羊璧，谈到鲁迅时仍觉委屈：“我也只好自认晦气，不该触怒一个文坛霸权。他现在还是一个‘老虎屁股’，所以我始终不吭一声”（施蛰存：《施蛰存海外书简》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86页）。
《突围》之后，施蛰存对这一论争基本上保持了沉默，但《申报・自由谈》上批判之文频仍。1933年11月3日发表陈子展的《到底推荐给谁呢？》，11月4日发表了致立的《又是点是非》，11月21日发表署名屈轶的《关于“诳”》，11月22日发表署名不典的《何谓选学》。且鲁迅也换掉“丰之余”的笔名，分别以元艮、罗怃和子明为笔名在《自由谈》上发表《反刍》《古书中寻活字汇》和《难得糊涂》三篇文章，继续批评施蛰存推荐《庄子》与《文选》一事。此后，鲁迅又相继在《中华日报・动向》《涛声》《文学》《太白》《新语林》《海燕》《文学季刊》等报刊上撰文讽刺施蛰存的推荐书目、珍本小说编撰等事，施蛰存也似乎并无惧色，在1935年脱离现代书局后，和康嗣群合办了《文饭小品》月刊，以此为阵地，撰文与鲁迅展开小规模笔战。
施鲁之争对施蛰存的影响巨大，这场论战使得施蛰存处境尴尬，一时间，各派文人纷纷远离施蛰存及其《现代》杂志。施蛰存回忆：“编辑第三卷和第四卷的时候，我竭力使《现代》保持原来的面貌，但已经有些作家，怕沾上‘第三种人’的色彩，不热心支持了。编到第五卷，由于我和鲁迅先生为《庄子》与《文选》的事闹了意见……我感到这个刊物已到了日暮穷途，无法振作，就逐渐放弃编务，让杜衡独自主持”（施蛰存：《沙上的脚迹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27页）。这一时期，施蛰存处于苦闷与无助中，他深感寂寞和孤独。1934年7月，他在给当时身在法国的好友戴望舒的信中写到：“这半年来风波太大，我有点维持不下去了，这个文坛上，我们不知还有多少年可以立得住也”（施蛰存：《北山散文集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546页）。
《申报・自由谈》当时的年轻编辑黎烈文秉持自由开放的办刊方针，有人指出，黎烈文“只要稿件合用，不问厚密亲疏，不论名家或一般作家一律公平对待”。（宋军：《申报的兴衰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65页）因此，他没有因围剿施蛰存的文章多而压制其反驳文章，而是以宽容心态静观双方的论争，并尽量给予双方持续发声的空间，这实在是对处于弱势的施蛰存莫大的支持。有学者指出1933年10月19日《申报・自由谈》发表施蛰存的《致黎烈文先生书――兼示丰之余先生》一文，施蛰存称其为“烈文兄”，这也许是一般文人交际间的套话。但施蛰存在首段写下了如此文字：“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，我因为要到民九社书铺去买一本看中意了的书，所以在王家沙下车了。但那本书终于因价钱不合，没有买到，徒然失去了一个与你多谈一刻的机会，甚怅怅。”（施蛰存：《致黎烈文先生书――兼示丰之余先生》，1933年10月19日《申报・自由谈》）在这段笔战文的开端，施蛰存似乎有意表明自己和《自由谈》编辑不一般的友谊，黎烈文在编辑刊发此文时也并未将此段除去，比起《大晚报》编辑不负责任（或是有意相帮）地给施蛰存的论战文字加上《推荐者的立场》这一标题，从而使论战升级，黎烈文更客观公正些，也更有人情味。此后，黎烈文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，连续4日发表施蛰存的系列文章《突围》，实在是给孤军奋战的施蛰存以无声的支援。
从另一方面看来，黎烈文提供双方论争空间，既不拒发施蛰存的“反围剿”文章，也对支持鲁迅观点的文章照登不误，是否别有深意呢？此间明显有吸引观众眼球，扩大报纸销售量的考虑，对此，郁达夫作为旁观者，看得十分清楚，他在写给杜衡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丰之余与蛰存的这一次笔战，真是意外的唇舌，大约也是Journalism的上一种作用，否则《自由谈》将不能每日热闹矣。”（郁达夫：《致杜衡》，孔另境：《现代作家书简》，花城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94页）
是《申报・自由谈》给施蛰存以展示才华的空间，也是《申报・自由谈》使施蛰存与鲁迅交恶。鲁迅愤而给施蛰存套上了“弧光灯下的拳击手”、“洋场恶少”、“叭儿本相”等恶名，也因为这些恶名，使得施蛰存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，遭受不公正待遇，长期不能发声。
（本文编辑：李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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